李勇政很敏感，他在几个维度上对作品进行设计。首先是作品的场所精神。在中国的装置史，乃至全球的装置史中，对场所的探讨和关注始有不同程度的欠缺。艺术家大多并不注重某种行为或装置发生的场所意义，更多是一种受到多方影响的被动选择，这是由于装置的公共性所决定的。但李显然对场所作了非常深入的选择，从选择即表达的角度来说，他在通过场所延伸微妙的思绪和体验。在装置的形式上，李反复推敲构成装置的“物质”的历史甚至文化来源。它的质感和肌理实际上与它的符号性作了一个很好的融合，后者始终是装置或政治性艺术的主题，但李并未刻意强调突出这一点，显示出良好的控制力。从装置的时间维度而言，李更多的提及湮没这一主题。物质的湮没带来一种象征结构，因为作品中所湮没之物，往往处在两个系统的边缘。这也就意味着，某种结构的消失和另一种结构的增强。艺术家在描述什么是可感的分配，而什么是不可感的。最终，湮没创造出想象中的观念的物证与可能的历史象征。与之相似的是，置换作为湮没的某种形式也被用于同类型的作品。例如对有历史性，场所性和符号性的砖块的置换，这种置换实际上已经将最初不可见的，已逐渐消失的可感物重新翻掘开，但与此同时，它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破坏了可感物的内在结构。一旦这个系统通过置换产生拷贝，实际上它已经重新变的可感了。从这些内在的逻辑，我们可以看到李勇政在忧伤的思绪下存有的一丝理想主义